宜蘭社區辦桌與地方形塑：以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為例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為避免烹煮時鳥糞或落葉的沾染，會在自家門前的廣場或庭院進行「搭廠」（竹子搭建的棚架）。 除了辦席事宜外，主人家也得邀請賓客，通常是設宴前二、三天，以口頭方式告知親朋好友；經濟條件比較好或較有社會地位的人家則會送發請帖。 在設宴迎娶前一天，有些人家會先用三牲和一些菜飯在門口拜拜，祈求四方靈界不要來搗亂，讓儀式與喜宴可以順利完成。 第三種是「主客共食」，從生命禮儀宴來看，意味著以共食來與至親好友慶賀新的人生階段或重大事蹟；在歲時祭慶宴當中意味著，以共食來與相關的群體完成重要的歲時例事；社團聚會宴意味著，以共食來建立或鞏固特定的人際關係；調和與感恩慰勞宴代表著，以共食來處理人情世故的意義。 記得小時候每年中元祭後家家戶戶都會在家門前設宴款待親友，那種萬人空巷的熱鬧景象，決不會比我在國外參與過的大型晚宴遜色。 所以我喜歡辦桌，因為辦桌代表了共同的人情味還有社區鄰里熱鬧有趣的集體記憶。 台灣的辦桌起源，則可以追溯至清朝時期，隨著福建、廣州一代的先民一起移入台灣。 早期只有富裕人家，才辦得起宴席宴請客人，而宴請客人的原因往往展現於餐宴或祭祀，而此時期的菜色多以福建菜系為主，如：佛跳牆。 外燴 清朝中葉以後，士紳興起，常建造規模宏大的園林，並聘請專業廚師烹煮佳餚，在此宴請客人，也宣告著台灣辦桌文化進入另一種新的型態。 蔡昇德，《「辦桌」行業的演變：高雄縣內門鄉總鋪師的研究》，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。 現今的辦桌規模型態，要到1970年代才開始，以1980年代最為興盛。 表面上辦桌只是將料理菜餚送上賓客桌前的服務，但是其中包含了許多禁忌與禮節，不同的宴請主題有不同的菜式、不同的禮儀，包括碗筷、桌椅的陳設，都有一定的規矩，甚至從菜色上就可看出主人宴客的目的。 由於辦桌不需另外承租場地，往往頗能讓主人支付的費用如實的反應在菜餚上，加上賓客食用後會品評菜色的好壞，如果沒有達到料好、價實、味美的境界，可是端不出檯面的。 辦桌是最能代表臺灣在地文化的一種筵席活動，舉凡婚喪喜慶、新居入厝、彌月慶生、謝師餞行、尾牙春酒、廟會慶典、地方選舉等，都能以辦桌的形式來舉行宴請。 辦桌通常是在馬路邊搭棚、寺廟廣場、學校或地方民眾活動中心作為場地，一旁架起簡易的爐灶與備菜的桌檯，當場烹煮食材；主導筵席菜色與流程的稱為「總舖師」（南部多以「刀煮」稱之），協助備菜上菜的稱為「小工」（以女性居多，故又以「女工」稱之）。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，辦桌一詞為閩南語方言，意指：「外燴者到家裡掌廚，準備酒菜宴客。」早期台灣農業社會，人民普遍不富裕，凡是遇到需要宴客的場合時，無法如富貴人家一般上餐廳請客，於是就自己煮一桌澎湃的菜餚，邀請客人到家裡吃飯，以展現主人家的誠意。 早期農業社會時代，辦桌活動大多脫離不了結婚、新居、生誕、壽宴、喪酒、醮祭、尾牙、開業、病癒等祝事；進入工商社會之後，陸續增加了選舉、敬老、濟弱、校園、觀光、宣傳商品等性質的辦桌宴，這也為該產業開創了傳統之外的筵席類別。 這讓天然資源貧瘠的內門找到新出路，加上內門的廟宇多，陣頭聲勢浩大，每逢慶典就有飲宴需求，讓總舖師生意長紅。 不乏二、三廚累積經驗後自立門戶，經驗老到的水腳也有出師機會。 全盛時期，內門約有150位總舖師，幾乎每5戶就有一戶以辦桌維生，成為全台總舖師最密集的鄉鎮。 台南安南土城有3年一科的刈香傳統，「加丁師辦桌宴席」主廚蔡裕峰出生當地辦桌世家，在SARS前能接到1,000桌平安宴，SARS後縮水為600桌。 其中屬於飲食生活的「辦桌」即是一項常民文化，原來它也可能消失於現代化之中，但卻因它文化的特殊性，幸運地被保存下來。 以大範圍來說，北部人吃得較鹹，南部人則是喜愛偏甜的口味，所以菜色的挑選以及味道，也都清楚的反映出當地的飲食文化。 《小世界周報》是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所學生的實習刊物，創刊至今，《小世界》從傳統平面的採訪、編輯、排版至印刷，逐步走向數位化的線上新聞產出，全程都由系上教師指導學生動手完成。 （清）蔡振豐，《苑裏志》，下卷，〈典禮志/鄉約/鄉飲酒鄉約補考〉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，第 forty eight 種。 （清）王禮、陳文達，《臺灣縣志》，〈輿地志一/風俗/雜俗〉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，第 103 種，1961。 （清）鄭鵬雲、曾逢辰，《新竹縣志初稿》，卷五，〈考一 風俗/閩粵俗〉。 手繪胭脂紅釉螃蟹紋八角小盤；臺史博館藏，推斷為戰後初期（1945~1965）鶯歌作品。 放眼總鋪師沿革與歷史，施家班更有一項獨步全台創舉，就是打破傳統觀念，提供師傅呷月領有月薪，堪稱業界傳奇！ 外燴辦桌是靠接單做生意，有神明生、廟會、喜宴、尾牙等辦桌訂席，才有收入，因此，一年有大半時光是淡季，卻也使得辦桌師傅、助手收入不穩定；為了確保員工能安頓生活，施宗榮從安定人心著手，讓師傅能夠專心為施家班打拚。 池永歆，《空間、地方、鄉土：大茅埔地方的構成及其聚落的空間性》，頁8-10、169、 、 。 劉鐵梁，〈村落廟會與公共生活秩序〉，收錄於莊伯和總編輯《兩岸民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 黃麗玲，夏鑄九，〈文化、在現與地方感：接合空間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初步思考〉，收錄於《文化研究在臺灣》，陳光興主編，臺北：巨流，2000，頁27-70。 王志弘，〈地方意象、地域意義與再現體制：1990年代以降的文山地區〉，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》，58，2005.06，頁 。 古來生當時的意思是，若沒有政府的刺激帶動，夕陽產業的辦桌文化恐怕要永遠沉睡。 但換個角度想，這次疫情何嘗不是隻土虱，讓業者遍體鱗傷，卻也可能是讓產業活過來的機會。 辦桌產業的困境，已不只是疫情期間個別勞工與行業紓困認定的難，而是飲食、民俗文化保存的難。 李均祥坦言，外燴產業的黃昏是市場所趨，政府能幫的有限，依舊要回歸這行業的工作者是否有心傳承。